丹麦文化在中国享有一定的地位。安徒生、勃兰兑斯、基尔凯廓尔等丹麦文化的骄子，也早为我国人民所知。然而丹麦杰出的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in Blixen）的名字，却可能并不为大多数中国读者所熟悉。自80年代中期以来，布里克森的作品也渐渐介绍到我国。其中的契机主要归因于她的传世名作《走出非洲》被搬上银幕，并且获奖。她的《走出非洲》已有三个不同的中译本。
凯伦·布里克森，1885年4月17日出生于丹麦伦斯特德一个贵族家庭，1962年9月7日于丹麦哥本哈根附近的伦斯特伦德逝世。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布里克森曾使用Isak Dinesen、Tania Blixen、Pierre Andrèzel等笔名，其中尤以的Isak Dinesen笔名蜚声于世。
布里克森是丹麦现代杰出女作家。在她刚跨入文坛时，曾得到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的提携。作为本世纪北欧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她先后用英文、丹麦文发表的重要作品有《七篇哥特式的故事》（1934）、《走出非洲》（丹麦文名《我的非洲农庄》，1937）、《冬日的故事》（1942）、《最后的故事》（1957）、《命运轶事》（1958）、《草地上的阴影》（1960）以及逝世后整理出版的小说《埃伦加德》（1963）。
在布里克森生前，就有学者从事其生平与创作的研究。在50年代，她更是在欧美赢得较广泛的声誉。1954年，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答词中说：这项奖应授予布里克森。1957年，她被选为美国科学院荣誉院士，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自60年代以来，布里克森研究在丹麦、在欧美其他国家取得较大的进展。在故乡丹麦，她的故事可称家喻户晓。1975年哥本哈根成立了凯伦·布里克森协会，创办了会刊《布里克森研究》（Blixeniana，1976ff）。
布里克森虽然出生于贵族家庭，但她一生的生活经历可称坎坷，屡历人生的变故。她十岁时，政治家兼作家的父亲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悬梁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因众说纷纭。随后，她跟随母亲过了一段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成年后，她与丈夫在东非肯尼亚经营咖啡园，一再失利受挫、但在非洲的经历却带来了她日后在文学创作上的丰收。她与远房表兄瑞典男爵布罗尔·冯·布里克森－芬内克的不幸婚姻，更是在其情感生涯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印记。让人痛惜的是，布里克森长期遭受难以启齿的病痛的折磨，不过这也与日后她在作品中反思人的命运、追寻人性之光不无关联。
丹麦批评家亚克·亨利克森（Aage Henriksen）曾在《凯伦·布里克森在现代欧洲文学中的地位》非常贴切地用下面的引言来定位布里克森创作的伟大意义。这句引言是：“我无非是经过遥远的旅程被派出的信者，来告诉人们世界里还存在着希望。”
布里克森以古时候的“说书人”自许，她从《一千零一夜》、《圣经》和莎士比亚中汲取艺术营养。她在作品中很少做空洞的道德说教，讲述的故事环环相扣，前后相因，胜景迭出。不厌倦地讲述撼动人心的故事，讲述处于命运控制下的人的精神要素的最终胜利是布里克森的理想。她往往在故事的开始将人置于一种绝对的似乎真空的境地，但在故事的结尾透漏出人性的曙光，从生存的绝望中探求希望的微光。正如她在《走出非洲》中所思考的那样：“人们或许以为追究命运的所以然是不妥当的，其实，要想追究命运的所以然，必须首先具有某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对我所说的这种精神境界是全然无知的。以高尚的精神境界去追求命运的所以然，所有的疑问都会有所回答，所有的追求都会有所收获。”布里克森长于叙述故事，从中阐发人生的意义，表达生存的完整性，读后让人掩卷长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所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凯廓尔影响的印记，布里克森文笔细腻，构思精巧，故事、传说由她娓娓道来，往往具发人深省之效。
50年代，亨利克森在论文《布里克森与木偶》中颇具创见地洞察到布里克森创作中的傀儡象征美学。他注意到1926年她在《旁观者》杂志上发表的傀儡剧《真实的复仇》和她日后创作的关联。傀儡作为一种象征早在布里克森之前已存在于文学中，成为一种美学。德国19世纪的作家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在《论傀儡戏》中为阅读布里克森提供了很好的背景材料。克莱斯特认为只有木偶和上帝才拥有真正绝对的优雅，因为前者是由绝对的自然、后者是由纯粹的精神构成的。无生命的、无精神的木偶作为纯粹的物体体现了真实的存在，正如上帝体现了纯粹的精神。因为没有灵魂的木偶没有做假伪装它所不是之物的可能。但布里克森认为，作为在一切生物中唯一有血有肉、能思考的人，唯有向上帝靠拢，以精神相期许。在《不朽的故事》里处于物质真空的商人克莱先生就想亲自导演一场关于人的木偶戏。作品中对木偶傀儡戏的影射处处可见。但是木偶戏的幕后主谋克莱先生最终还是失败了，物质被精神所打败。浪迹天涯的船员的爱情击溃了人间的丑恶，也温暖了冷漠的木偶牵线人艾利沙马的心，在小说结尾，海员给情人弗吉妮雅的信物海螺壳“有一种奇特的温柔的新的声音深深地感动了”他（艾利沙马）。
作为上一世纪文学的特色，作家在文学作品表现对“他者”、“异域”的理解，成为当时文学的重要题材。“他者”成为理解自身的参照物。在文学性的回忆散文《走出非洲》中，我们随时可以读到布里克森对欧陆现代文明所持的批判态度（尽管这种批判是含蓄的、隐晦的），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非洲当地人民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自然风光的深切理解与热爱。布里克森写道：“就我自己来说，从到非洲的最初的几个星期起，我就强烈地爱上了那里的土著。这种强烈的感情包括对着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爱。了解黑色的民族使我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宽广、更美丽了。”整部作品是在怀着对东非生活的无限怀念和在一种“骑上我的马／张开我的弓／讲述我真实的故事”的浪漫情调中叙述的。对布里克森来说，非洲高原上的风光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儿没有贫瘠，也没有奢侈”，“站在高原上极目远眺，尽收眼底的景物都是为着伟大、自由和无比的高贵创造出来的。”正是出于对非洲的热爱，她才写就了如此动人的作品。
布里克森与中国亦有因缘。她的《不朽的故事》选择的故事发生地点就是中国广州。阅读着这篇故事，读者似乎听见孤独的夜读人艾利沙马走在广州街巷的茕茕的忧郁的身影，故事地点的选择与德国作家布莱希特戏剧《四川好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丹麦评论家玛丽安娜·艾斯姆森在她为这次中译本（指新近出版的由林桦主编的《丹麦著名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作品集》）所作的全面介绍布里克森创作与生平的富有启发性的文章里，提到布里克森在美国的演说《我的生活的座右铭》中援引了一位中国大臣对幼皇的“此亦有尽头”的告诫。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布里克森的确指。她所说的“伟大诗人”及其诗句的中文原文也有待进一步探究。但是即使不能找出确指，但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布里克森的理解：因为对抗人的异化、寻求存在的一体性，和表现单个的人生中的“丰富与独特”正是布里克森的艺术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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